外公的“枪杆子”、父亲的“笔杆子”

责任编辑:杨宜瑾  来源:中山市第二法院  发布日期:2021-12-21


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执行局 马世卿

 

一个人的底蕴,来自他成长的土壤,而家风传承,是这片土壤最重要的营养元素。

——题记。

印象中的外公,无论长相、身材都属于中规中矩,除了每个毛孔中都散发的倔强气息以外,放在人群中仿佛不会泛起半点波澜。在满身的平淡无奇中,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肋部和颈部的两块棕色的“胎记”,两块“胎记”大体呈现为圆形,分别有碗口、茶杯般粗细。长大后,才知道这两块“胎记”背后的悲壮与顽强。

外公出生于1922年,幼年的家乡尚算平静,他读完了私塾教育,立志教书育人,造福乡邻。然而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之后,家乡也不得安宁,土匪、伪军(当地群众称之为“皇协军”)、日寇肆意践踏这片土地,征粮、征兵、征劳动力……,热血青年何以忍受此屈辱,1940年,已经为人父的外公投笔从戎,开赴抗日前线。

1941年,山东枣庄,一场小到没有资格进入史书的伏击战,外公所在班的任务是伏击日军运兵车,我方四五人,敌军一卡车,战况可想而知。虽然也击毙几名日军,但最终因肋部中弹昏死,日军打扫战场,看到奄奄一息的外公,抬上卡车想抓做俘虏,但觉得外公活下来的希望渺茫,遂丢下卡车,又恐不死,于是在颈部补枪,后心补一记刺刀……不得不说的是,日常影视剧表现的子弹穿过人体,只是钻一个小孔,主角光环掩盖下,仍可以继续战斗,实际上子弹进入人体后 ,由于阻力变化,会在体内翻滚,入口是一个小洞,出口处会撕扯下大片肌肉,人会瞬间昏厥,外公身上的两处“胎记”便是由此而来(万幸的是,伤愈后没有留下任何残疾与不适)。

半夜,外公在死人堆中爬到当地老乡家中获救,伤愈后打算归队,结果才知所在连队全部“阵亡”,番号已撤销……

此后,外公在家乡做了一名小学老师,宣扬抗日救国。 1958年整风,因聊天时提及“某地来了一群讨饭的”被指控“污蔑社会主义”,打成“右派”;“文革”期间又受尽折磨,依然不屈不挠,坚持真理,直至平反、离休,2005年,寿终正寝……

曾问及外公,参军报国,却没任何功名,是否后悔与不甘?他的回答和所有的老兵一样,能活着回来,已是最大满足,哪敢计较其他。

正确的道理不会华丽,如果水和空气,甚至感受不到存在,但却无时无刻不庇佑、影响我们的生命。与外公相处,并没有太多的大道理,只是朴实的语言、坚定的行为,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告诫我做一个正直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我的父母,都是家庭成分不好,不能参考“小升初”考试,小学毕业后只能插队务农,一辈子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但内心对读书的渴望却从来没有平息过。闲暇时候,他们会读读书、写写字,我听着母亲讲述《醒世恒言》、《暴风骤雨》里的故事、看着父亲临习柳公权《玄秘塔碑》长大。当然,他们也把读书的愿望转嫁到我的思维中。

那时,一家人住在祖屋,北方传统的民居:客厅对门的墙上,都会挂一幅中堂,或书法或国画,中堂下面是一条长长的条几,前面紧贴着一张八仙桌,八仙桌的两侧各有一张太师椅。幼年的我曾多次爬在太师椅上,看那幅中堂——姑夫手书的行草书体《师说》节选:从“古之学者必有师”到“其为惑也,终不解矣”,中堂旁边配有一幅对联“翠竹碧花环座右,芝兰玉树满阶前”。那时候,曾天真的缠着父亲问上面的字,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父亲解释“人非生而知之者”,时告诫我一定要多学习、多请教。那时,心里不由得产生一个愿望:我一定要把汉字写好,能够挂到墙上。

从中学开始,自学硬笔书法,并运用到日常书写当中,当然,由于选帖高度不够,学习方法也不甚科学,“取法其中,得乎其下”,所以形成今日不伦不类的硬笔字体。三十岁那年,认识到硬笔的不足,于是拿起来毛笔,从颜真卿《多宝塔碑》入门,四年之后开始拜师学习欧阳询《九成宫醴泉铭》,又坚持了三年。在七年楷书基础上,学习行书《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》,至今不间断练习已有十年……

学书法,字体的点划、结构都是表象,背后承载的文化才是本质:《多宝塔碑》“精进法门,菩萨以自强不息”丰盈我们不断进取的决心;《九成宫醴泉铭》“黄屋非贵、天下为忧,人玩其华、我取其实”、“持满戒溢、居高思坠”促成我们心怀苍生的情怀;《圣教序》“万里山川、拨烟霞而进影,百重寒暑,蹑霜雨而前踪”告诉我们矢志不渝的志向……

其实,无论“枪杆子”、“笔杆子”都传递着一股清风与正气,传递一个家庭的底蕴,流进自己的血脉,深入到骨髓。如今,海清河晏,我们在先辈的恩泽下享受蓝天白云,有人为我们负重扛起“枪杆子”,而“笔杆子”的传承依然继续,自己每日在家不间断习字,不为名利,只想把这种底蕴传承下去,希望儿子眼中的我,也如我眼中的父亲。

人有迭代更替,家风却生生不息……

 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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